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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了36年的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撤销，深圳下一步的开放发展引起业界关注，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规划提上日程，已经是全面开放新阶段的重要改革项目。

商务部发言人高峰透露，在研究CEPA（《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英文简称）项下对港澳进一步扩大开放，并在广东先行先试，还将会同有关部门，完成CEPA升级工作，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内货物、资金、人员、信息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粤港澳大湾区可以说是第二次改革开放的尝试，就像是当年的蛇口，标志着国家制度的开放会上一个新台阶。”华中科技大学自贸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波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撤销“二线”

1月15日，中国政府网发布国务院文件《国务院关于同意撤销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批复广东省人民政府的《关于撤销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的请示》。

《批复》指出，为促进深圳经济特区一体化发展，结合特区建设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使命新任务，同意撤销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

“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是深圳1980年设立经济特区后的特定历史产物。1982年6月，深圳特区和非特区之间用铁丝网修筑了一道管理线，路北侧用高达3米的铁丝网隔离，称为“二线”，与此对应的是深圳与香港交界的“一线”。这道线把深圳分为特区内和特区外，俗称关内和关外。非深圳户籍人员需办理“边防证”，接受广东边防官兵检查后方可通过。

虽然2018年1月国务院才正式批复撤销二线关，但这条管理线其实早已“名存实亡”。

2010年5月，国务院批准深圳扩大特区版图的申请，深圳特区范围延伸至全市，宝安、龙岗被纳入特区，实现关内外一体化。已有的特区管理线暂时保留，不再新设，这意味着政策上的分界线已经撤销，形式上的管理线依然存在。

一位受访人士向本报记者回忆：“30年前第一次去深圳的时候，还没到深圳就看到这个特区管理线，当时还要过一个海关边检线。那时候整个国家没有那么开放，搞个经济特区，小规模试水。”

2015年，深圳全面启动二线关交通改善工程，随着16个关口岗亭全部拆除，二线关开始退出历史舞台。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当时给予的经济特区特殊政策，有一定的历史阶段性，现在发展粤港澳大湾区，跟过去经济特区的开放要求不一样，资源配置的门槛必须降低，人员、资金、物流要高效地流动。

陈波认为，撤销管理线的影响等于零，因为已经名存实亡。管理线当初的意义是试验性质，其历史意义大于现实作用，在某些特殊区域进行大胆尝试，慢慢复制推广到全国，以开放倒逼式的改革，到目前为止是行之有效的。

更大开放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智库研究与信息部部长郑宇劼说，深圳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肩负着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探路的使命。从自贸区建设到撤销“二线关”，中国开始摒弃“政策洼地”，核心是打造“制度高地”，释放中国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积极信号。

“二线关”的撤销，象征意义虽然大于实际意义，但对这一举措释放出的开放信号，引起人们高度关注。

据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已上报，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将重点打造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以及全球先进制造业中心、国际金融航运和国际贸易中心。

一位熟悉政策制定的专家告诉本报记者，粤港澳大湾区、还有上海自由贸易港的开放可能会非常大，不落地则已，一落地可能真的能够跟中国香港及新加坡掰掰手腕。在税收、人员、货物等方面的开放力度都是空前的。

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回答撤销管理线的意义时表示，管理线的撤销将有利于促进深圳经济特区一体化的发展，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便利香港居民赴粤投资。

高峰强调，我们正在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积极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的经贸互利合作。比如，我们在研究CEPA项下对港澳进一步扩大开放，并在广东先行先试；会同有关部门，完成CEPA升级工作，推动三地之间特别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内货物、资金、人员、信息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积极支持广东自贸试验区发挥在粤港澳经贸合作中的支点功能，打造粤港澳发展的新引擎。

粤港澳大湾区是指由广州、佛山、肇庆（市区和四会）、深圳、东莞、惠州（不含龙门）、珠海、中山、江门9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形成的城市群，是与美国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日本东京湾区并肩的世界四大湾区之一，是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

一位熟悉珠三角地区发展的专家告诉本报记者，CEPA自2003年签署，整个落实过程中只有17%的政策落地。改革愿景虽然得到批复，但是一线和二线的关系一直没有阐述清楚，如果没有二线的高效管住，一线的放开就变得步履蹒跚。

陈波认为，金融的开放跟货物开放不一样，货物如果有问题，围网一围就可以，但是金融就不行了，只要允许一个端口自由往来，资金就可以瞬间流出。金融制度方面的不对接，也是CEPA落实差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今粤港澳大湾区的确定，等于有了顶层的国家设计，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先行尝试，再向其他地方推广复制。就像当年蛇口开放最早的出口加工区，最后形成了燎原大火，使得我们成为最大的贸易国。”陈波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当作当年的蛇口，是我们进行的第二次改革尝试，在更大程度上跟香港对接，不仅仅是货物贸易、制造业加工等，而是在整个经济管理制度上，人员流动、金融业开放上全方位复制对接港澳，也会有一线和二线的关系，标志着国家制度的开放会上一个新台阶。

探索金融改革

由于毗邻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深圳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开放中，金融改革被赋予了很大期待。

“金融改革两个地方最可能做，一是上海，二是深圳。深圳的改革很多时候不得不做更多尝试，因为要对接香港，争取全球资源。”陈波告诉本报记者。

记者梳理前海自贸区的金融改革政策发现，优势在于，一是前海深港合作区2012年率先出台了《前海跨境人民币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允许符合条件的境内企业从香港经营人民币业务的银行借入人民币资金。二是2015年3月，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前海率先启动外债宏观审慎管理试点。三是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在自贸区层面继续引领金融制度改革，从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自贸区企业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等多个方面推动人民币的跨境使用。

金融创新在前海自贸区表现明显，包括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赴港发债、境外企业境内发债、设立前海股权投资母基金等。

陈波分析认为，粤港澳大湾区、自由贸易港区可能会集中注意力在特殊监管区上，用特殊系统进行探索。上海有自贸区账户，深圳也可以在离岸账户上做更多的尝试突破。

前海管理局局长杜鹏近日在深圳两会上表示，前海希望探索更多原创模式，通过自由贸易港打造升级版的自由贸易区，对接香港与澳门的资源，进一步聚焦服务贸易、离岸贸易，将金融改革创新、人民币国际化与自由贸易港联动集成，与港澳一起推进全球金融中心的建设。

“深圳从沿海城市，朝着自由贸易港方向发展，发展离岸交易、离岸金融。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需要高端服务业来对接，而这些深圳有，深圳的高端制造业跟香港的金融业一虚一实，错位发展。”白明称。

陈波表示，深圳有改革的基因，叠加了前海自贸区，粤港澳大湾区两大国家战略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我们将对标国家最高标准，什么是最高标准很多人是搞不清楚的。但深圳的旁边就是香港，目标非常直接明确，香港能做的，深圳都想去尝试。相较上海自贸区，在教育、文化和卫生方面的开放，深圳改革的力度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