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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网8月21日讯（记者毛丽娟）作为世界级湾区的后起之秀，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是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战略的重要布局。深圳市原副市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教授唐杰接受本网记者专访时表示，粤港澳大湾区中，港深由于是海洋经济因而具备更多对外开放的优势，香港的“超级联系人”角色可转变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超级组织者角色”，以港深莞为基础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走廊，而这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唐杰认为，“新港资企业”大有可为，港深莞有望率先建成科技创新走廊 

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16日在北京表示,未来两三个星期,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将征求香港业界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的意见。此前的4月11日，李克强总理在京会见香港特区新一任行政长官林正月娥时曾表态，中央政府今年要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唐杰认为，国家推出粤港澳大湾区规划重点在于支持香港转型，但从更宽的视野看，是面对世界新格局，加快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辐射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为“一带一路”建设奠定重要支撑，全面提升新时期我国对外开放水平、适应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

粤港澳大湾区“一核一轴一带五圈”可辐射内陆多个省份

他认为，国家应该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上位协调机制，由国务院或某部位来牵头组织，以更好地打破行政壁垒、统筹协调湾区内各经济体的合作与竞争，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新港资企业”大有可为 

他用“新港资企业”的概念，来说明港深之间、粤港之间新型的合作共赢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崛起于大规模香港资金、企业进入广东，香港为广东提供高效的港口及世界市场通道。香港作为全球航运和金融中心，对广东开放发挥的重大引领作用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三四十年后的今天，当港资制造业在广东经济中的地位下落，或关闭或避走东南亚，香港优势产业的金融业、教育与科学研究暂时难以“跨过”深圳河，从此意义上讲，香港与内地的联系在弱化，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的引领地位在弱化。 

与多数学者的看法不太相同，唐杰认为，香港制造业的衰落，航运中心地位的下降，并不是问题，是香港经济转型的必经之路。因为大家都看到，香港金融中心地位依然强大，教育科学实力在不断增强，在世界城市的地位日见突出。需要关注的是，一个城市的经济和产业结构不能是简单的高高与低低的组合。何谓，高高低低，金融中心和大学及科学研究是高高，而一般性的商贸和物流活动是低低。高处不胜寒且容量有限，年轻一代更多地集中在一般性的商贸和物流领域，发展潜力有限，而且面临珠三角城市的激烈竞争。

唐杰指，香港的产业存在结构性矛盾，香港的未来在于发挥发挥自身优势突破地域狭小的困境，参与到服务中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过程、提升中国对外开放水平的竞争中来。 

“香港各大学在培养高素质人才、吸引国际化人才方面比内地一流大学有优势。”唐杰称，应当发挥这个优势，做以港深年轻人为基础的创新孵化器，也可以吸引更多的香港年轻人来深圳创业，还可以对接国际一流研发资源，加快港深莞的创新走廊的崛起。形成以香港优秀大学“超级大脑”为基础，以香港金融中心为依托的优势，发展以创新为主导的新港资企业。 

他认为，一旦双方形成默契，港青香港创业成本高、地贵、人贵、配套资源少、制造业创新空间小等问题就都不会成为大问题，港青可以利用深圳的产业链基础、VC、PE的活跃、巨大的腹地市场大胆试错，从而有机会造出更多和大疆科技式创新企业。 

港深莞有望率先建成科技创新走廊 

“如果未来出台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能够给香港的现代服务业开个“口子”，让此前深圳河两边的两条平行线交叉，就会诞生新时代的“新港资企业”，这些企业能够更广泛地结合深圳优势、服务内地。”唐杰看好“新港资企业”的未来。 

今年以来，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多次提到打造穗莞深科技创新走廊。唐杰认为，港深莞有条件率先建成科技创新走廊。香港国际化程度高、大学科研实力强，有机会变成全球创新发现的汇聚点，而深圳是技术研发应用的集散地，加之深圳VC、PE活跃，已形成给新技术定价的价格发现机制，配合东莞的制造，三地合作前途不可限量。 

唐杰表示，港人要抛弃封闭的观念，港资制造业的辉煌时代已经过去，地贵人贵技术被追赶这是不争的事实，未来属于“新港资企业”。他举例，大疆科技就属于此类企业，创始人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在港科大教授的指导下在深圳开发无人机产品，制造则转移至东莞松山湖，企业壮大后将法务部及投融资部门落地在香港，企业形态打破了港深地域限制，形成了“你中有无、我中有你”的“新港资企业”运作模式，活生生创造出了一个新的产业。 

口子不怕开大点 港服务业展拳脚对接内地需求 

唐杰主张内地应利用好“一国两制”的优势、CEPA的口子可以开得更大一点、更大范围对香港开放，哪怕多几个试验的窗口，让香港金融机构、专业服务业、教育、医疗行业进来施展拳脚，一是给香港创造了机会、化解香港转型中的困难，二也是活跃了内地市场。 

“香港的资金更加便宜，而内地的资金成本偏高，如果做好制度安排，给予其国民待遇，支持香港本土银行到内地试验区来做大做强，既缓解了内地企业的资金饥渴、又满足了内地企业及居民对多元化金融产品的需求。”他表示，如果深港金融界能够实现定向开放，两地金融业的融合度将更高。唐杰建议，在放开口子后，宜推进两地监管机构的对接机制，比如深圳的“一行三局”作为国家一行三会的派出机构应当具有直接与香港有关方面对接的职能，就近商谈“适度放松、引入竞争、有效管理”。 

而对于落马洲河套地区的开发，深港双方经过长时间磋商已达成共识。唐杰建议，在实施中可以思想更加解放一些，以河套将近一平方公里为基础，双方再扩大一些范围，构成一个五平方公里的港深科技园，采用国际惯例大胆进行深港创新区的试验，创造最具国际竞争力的营商环境，对全球开放，吸引港青和国际化高端人才、技术和机构等创新要素在此集聚。这样可以有效解决，港青北上创业受制于对内地体制、机制、社会保障不熟悉的制约。在实施过程中，应当充分借鉴浦东开发和前海开发的经验，经中央批准，不要等，看准了就干，加快见效。 

倡“一核一轴一带五圈”合理分工产业互补 

尽管粤港澳大湾区详细规划尚未出台，但各地已经开始摩拳擦掌。今年以来，唐杰一直在打磨深圳发改委委托哈工大（深圳）接手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研究报告。他认为，粤港澳大湾区“9+2”的区域划分过于局促，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点，粤港澳湾区应当充分借鉴，美国东北部湾区城市群的经验，以更大气魄实现粤东与粤西沿海湾区城市共同发展的目标。以“一核一轴一带五圈”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空间结构特征，建设功能清晰分工的核、轴、带，发展多元化的城市分工体系。 

唐杰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存在空间发展差异过大、产业结构水平亟待提升、粤港澳关系需要进一步深化三大不足。 

大湾区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突出 

空间发展差异仍然过大。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圈内城市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在逐渐缩小，但与国际上成功的沿海大都市群相比，与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都市群相比还有着显著差距。

产业结构水平亟待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第三产业比重为60%，低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平均值；核心竞争力不强，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中低端的产业比重高，先进制造业和创新型产业占比比较低。区域内部重复建设、同质过度竞争、产业重合程度较高现象突出，粤港澳大湾区的珠三角轴线城市带与湾区东西部沿海地区产业发展落差过大。 

此外，粤港澳关系需要进一步深化。港澳回归以来，粤港澳经济竞争力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湾区经济面临双重转型压力，港澳经济结构矛盾突出，结构性失业增多、市场消费疲软、经济发展动力不足，转型路径仍不清晰；珠三角正在经历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转型的困扰。

建特色科创中心和先进制造基地 

从世界其他湾区经济的发展规律上看，港深沿海经济体比广州这样的沿江经济体更具成为世界创新中心的条件。 

唐杰认为，港深共建全球领先的科技创新中心要上升为国家战略。推进港深科创合作可从以下四大方面着手：构筑港深科技创新走廊、科技创新平台和大学创新科技联盟；打造战略新兴产业集群、储备各类创新人才；推动科技创新要素自由流动、探索“港深+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模式；形成全球高端科技汇集地、全球产业革命重要策源地。 

而澳门、广州、珠海、佛山、东莞等其他湾区内城市则可发挥比较优势，建设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科技创新中心，与港深共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主轴。比如可以有中小城市商贸中心、物资集散中心、先进制造中心，清远、韶关、河源、梅州等北部山区城市则可利用生态优势与邻近城市圈合作联动、配套发展，打造环粤港澳大湾区特色产业带、低碳经济示范区。 

唐杰指，上述产业分工有赖于建立疏密有序高效便捷的湾区交通体系。由单一城市交通中枢向多元多向交通组织体系转变，改变东西向对外交通借道广州、多种交通运输方式空间重叠、功能重复的单极化畸形形态。建设多枢纽交通，推动轴带城市间的直联直通，提升沿海城市带的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加快沿海城市跨江通道建设。 

在他提出的构建“一核一轴一带五圈”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空间结构中，他认为，应充分发挥要素集聚和空间集中效应，形成以港深为核心香港为龙头、以沿海为带、以珠江为轴的“T”字型空间结构、建设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五大城市圈——湛茂阳城市圈、澳珠中江城市圈、港深莞惠城市圈、广佛肇城市圈和潮汕城市圈，构成“一核一轴一带五圈”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空间布局。 

由此还能带动粤港澳大湾区辐射珠江——西江经济带、粤桂黔滇高铁经济带、琼州海峡经济带和东江生态经济带，发挥粤港澳、粤闽、粤桂琼等海洋经济合作圈的协同作用，提升湾区效率，带动内陆城市经济全面发展。 

人物简介： 

唐杰： 

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 

2009年-2015年，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2015年9月-至今，哈工大（深圳）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