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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对于金融，政策面大动作频出。

上周末，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昨天，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最高领导人对金融业的改革发展密集发话；

同期，《人民日报》在头版连续三天刊发“本报评论员”文章，三论如何做好金融工作；今天，《人民日报》则再刊出对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陆磊的采访，题为《国务院金稳会做什么怎么做》。

这两天，资本市场、尤其是A股市场比较动荡。以周一为例，创业板开盘15分钟“闪崩”，全天下挫5.11%，A股3000多只股票中有540只跌停。股市的反应是长短期综合因素造成的，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市场对会议精神理解的“超调”（调整量超过稳定均衡值）。

应该如何理解这样的政策走向和市场反应呢？

其实，只要看看《人民日报》三论的标题就可以明白理解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正确姿势。这三篇的标题核心内容，分别是“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

换句话说，“破”与“立”结合。既要严管，又要改革。

问题

既要加强监管，说明是要解决问题。什么问题呢？

可以读读金融稳定局局长陆磊今天的表态。相对于前一篇岛文指出的问题，陆磊的说法更为直接——

“当前，我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总体可控，但不良资产风险、流动性风险、影子银行风险、外部冲击风险、房地产泡沫风险、政府债务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等正在积累，金融市场上也乱象丛生，套利投机泛滥，利益输送严重，大案要案不断滋生。而金融监管不协调、监管缺失、执法不严等问题不断暴露，不适应跨行业、跨市场金融产品创新发展。”

17日，原国开行党委副书记、监事长姚中民受贿一案在河北保定审理，其利用职务便利为相关单位在获批银行贷款、承揽工程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600多万元。像这样的金融反腐，证监会的姚刚、保监会项俊波、以及徐翔等案件，已经可以说明问题。

但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显然不是为了查案子。那，是做什么的呢？

从“统筹协调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职能定位看，金稳会将一定程度上延续目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构成，包括一行三会、发改委、财政部等主要经济部门的负责人；

从“权威性和有效性”的角度看，央行将进一步强化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的职责；同时过去金融监管不协调、监管缺失、执法不严等影响跨行业、跨市场金融产品创新的问题将得到改善。

说到底，是为了解决体制机制问题的。

金融严监管，离不开人这个重要因素。这次金融工作会议就特别提到，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建好金融系统领导班子，强化对关键岗位、重要人员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努力建设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

实体

前一篇岛文说到，习近平在讲到金融工作的根本原则的时候，第一条就是“回归本源”，即服务实体经济。这个观点，也是人民日报系列评论的第一篇、当头炮。我们引用过这样的数据：2016年，我国GDP的增量是5万多亿，而金融业的增量是30万亿。

不可否认，金融业为实体经济的发展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毕竟目前，银行还是我国社会和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

但在货币政策、金融创新和金融抑制等多重因素共存下，影子银行野蛮生长、泡沫化繁荣，带来了金融和实体的加杠杆，以及整个经济的系统性风险。

影子银行是个很大的问题。简单说，它的出现，不只是金融一个部门的问题。

从银行角度看，利率市场化和存款脱媒的趋势下，银行利润收窄；同时，银监会对资本充足率、行业投向限制的约束下，也使银行有动力绕开监管，将业务从表内挪到表外；

从实体角度看，宏观调控下，国家对“两高一剩”行业、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的银行信贷控制，也使得实业的融资需求转向信托、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等影子银行；

而从居民角度看，随着财富管理理念的增强，存款“搬家”、各类理财产品受到青睐，资金也就最终输送到影子银行。道理我们都懂，在实体经济收益率下行和资产荒的环境下，影子银行资金就难免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加杠杆，一定程度造成了股市、债市、楼市的波动。

要治理监管套利、约束影子银行，就要客观认识影子银行的历史作用和弊端。加强金融监管补短板、深化金融改革，则是治本之策。

金融业天然是要加杠杆的。去杠杆不是一蹴而就、一朝一夕，也不是要达到“无杠杆”的结果。无杠杆自然也代表着停滞。

换句话说，引导资金更多地投向实体经济是方向，同时也要把握节奏和力度。既要对杠杆部门保持压力，也不能变相地伤害实体经济、更不能触发系统性风险。

金融去杠杆的数据也是明显的：M2（广义货币）同比增速，从今年1月的11.3%，4个月内下降到了9.6%；银行同业负债从今年1月份的13.9万亿下降到5月份的12.5万亿。

改革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是监管最差的结果。要避免这样的结果，就要理顺体制机制，真正源头性预防问题，并能及时发现解决。换句话说，严监管，不是为了管死，而是为了管好。

用习近平的话说，“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改革也列在全国一盘棋当中。尤其是在金融开放度越来越高、全球“资本无眠”的背景下，全球金融的合作和竞争也将越来越频繁，中国需要建立起和自身国际经济地位相匹配的金融体系，就唯有深化金融改革。

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对于本次金融工作会的解读非常值得一读。她指出，本次会议提出了新的监管理念，即区分“功能监管与行为监管”。

怎么理解呢？以前是机构监管，各管一摊；之后，要从功能上区分，对相同功能、相同法律关系的金融产品按照同一规则由同一监管部门监管。比如银行销售基金产品要到证监会获得基金销售牌照。而行为监管，则是针对从事金融活动的机构和人，从事金融业务就必须要有金融牌照，从事哪项业务就要领取哪种牌照。

她提到，相同金融产品不按照同一原则统一监管是造成监管空白、监管套利的重要原因，也是当前金融秩序混乱的重要原因。比如现在混乱的理财市场，“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和基金管理公司都在发行各自的资管产品，其特点都是集合投资，法律关系是信托，产品属性是证券。但由于认识的不一致，资管产品无法实行统一监管，非法从事理财业务也没有一个部门去查处”。

她打了一个比方：这就像公路上，交通规则一致，但如果站了军方、政府、公众三个警察指挥三类车辆，是不能期望交通秩序改善吗。因此，法律的修订调整、部门职能和监管理念的转变，是非常重要的改革措施。

开放

17日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被高层定性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方面”。

金融行业是竞争性服务业，封闭的金融环境，就会滋生高杠杆、不良贷款、财务软约束等现象。过去大型国有银行在对外开放、引入外资行战略投资者后，学习到先进的业务模式、风险管理经验，提升了竞争力；金融监管在对外开放合作过程中，也学习了先进的监管理念，提升了治理和风险防控能力，形成了有益的探索。

比如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加强金融协调和监管，特别是美联储被赋予更大的监管职能，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进行全面监管。这对我国的金融监管部门来说，就是一种借鉴，当然要结合实际进行。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金融机构应该如何业务转型？

简单说，在经济新常态、金融法制体系逐渐健全的背景下，过去金融业依靠拼规模、监管套利的外延式路子将难以为续，打着金融创新的名义搞金融诈骗更是无路可走。而诸如“一带一路”、供给侧改革、金融普惠、精准扶贫等领域，都大有可为，也还有不小的金融创新空间。

说白了，未来，金融业要注重内涵式发展，将“赚快钱”的观念，转变为“赚干净的钱”、“赚稳健的钱”，真正地服务好实体经济。

纲举目张，服务实体经济就是那个“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