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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是一个充满着农业文明色彩的地名，“圳”是客家方言“田间水沟”之意。据清代《新安县志》记载，深圳河每逢下雨便涨起大水，常有人“不知深浅，动遭淹溺”。如今，当你从红树湾望去，深圳湾海岸线绵延的灯光、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一个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尽显眼前。“深圳奇迹”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深圳未来如何继续加速推进产业结构转换？带着这些问题，深圳特区报记者采访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应用经济研究所所长干春晖。

一、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率先突破计划经济体制重重束缚

干春晖将“深圳奇迹”背后的原因归结为以下三点：第一，深圳经济特区一直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当年，在特区之外的地方，计划经济痕迹还比较重，而深圳一早就开始了市场化改革，率先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重重束缚，开创了多项制度与观念的先河。

第二，深圳的成功，既源于对市场“无形之手”的尊重，也离不开“有为政府”。敲响土地拍卖“第一槌”、发行新中国第一张股票、建立新中国第一个出口工业区、开设中国第一家私人律师事务所……据不完全统计，深圳自1979年建市以来，40年间共创造了1000多项“全国第一”，这些“第一”离不开深圳的管理者、建设者们“敢于吃螃蟹”的勇气与作为。“现在一说起‘制度成本低，行政效率高’的城市，大家首先会想到深圳，深圳营商环境好成了人们的共识，这也是‘有为政府’的体现。”干春晖说。

第三，深圳抓住了国际产业链转移的历史机遇。特区建设之初，一没技术、二没设备、三没资金，发展受限。但与一河之隔的香港比，深圳有低廉的土地和廉价的劳动力，这为特区打开了机会的大门。以“三来一补”起家的深圳，也没有忘记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大力推进自主创新，适时出台各项产业政策，是深圳经济质量不断提升、产业转型升级加快的重要原因。如今，深圳第一、二、三次产业结构更加合理，高新技术、金融、物流、文化四大产业早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

因此，深圳的成功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抓窗口期、优惠政策、改革开放、先行先试、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地缘优势、人力资本，等等。

二、加速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现代化转型

干春晖分析，纵观深圳发展的历史，人们注意到深圳最初发展的产业是“三来一补”。跨国公司在深圳投资设工厂，利用国外的技术和国内相对成本较低的劳动力发展服装、玩具等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是销往海外，应该说是“两头在外”，这是深圳在发展之初的模式。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三来一补”等为特点的增长方式走到了尽头，深圳劳动力成本的相对优势在逐渐减弱。在这个过程中，深圳顺应了产业发展的需求，不断加大创新的投入，提出要“二次创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用市场手段和政府作为相结合的方式，不断地激励创新，使得创新者在深圳比其他地方更容易取得成果。经过多年的努力，深圳已经步入全球产业链的高端环节，华为、腾讯、比亚迪、大疆等一批深圳高新技术企业凭借技术创新优势，已在全球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对于未来如何发展，干春晖认为要继续加速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的现代化转型。他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第一，进一步进行制度的创新，成为制度创新高地，打造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制度成本最低，政府效率最高，营商环境最好的区域。

第二，继续加大创新的力度，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制高点，成为全球价值链的治理者、主导者。除了在高科技产业方面取得更加领先的成果之外，还应该向全球科创中心、科创的策源地发展，只有这样，高科技产业才能有源源不断的技术来源。要做到这一点，深圳应该有吸引全球最优秀的科技资源、科技人才的能力，同时也应该有强大的本土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实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深圳未来要进一步要加大高等教育方面的投入，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的基础性研究的投入。

当前，我国产业链已经基本完整，提升产业链水平的重点是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实现产业基础能力提升。像深圳这样在高科技产业领先的城市，就应该主动作为，利用好技术优势，有针对性地对这些关键技术进行创新进行突破，为我们整个国家的产业链的安全，产业链的稳定作出贡献。

第三，深圳不仅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还应该努力成为全球城市网络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拥有更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和对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在干春晖看来，一个城市能提供的物理空间是极其有限的，过去的城市主要是基于直接交往的活动行为之上，因此我们需要创造许多有用的功能空间来满足使用的需求。但需求的膨胀带来的是城市系统的愈加复杂和生态环境及资源的巨大压力。如今的社会，在现实物理空间的使用基础上，我们开始更多基于信息“流”的网络空间扩展，不再依赖于城市的实体物理空间而是更加注重城市无形的流动空间的规划。“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未来深圳的工厂可能会外溢出去，产品不需要直接在深圳本地生产，在深圳所要进行的工作是对设计、生产、运输、销售的控制而不是这些工作本身，离岸和远程可能是工作的特点，这就是对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的体现。”干春晖说。

三、做好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双循环”的交汇点

“全球城市”概念的提出者，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认为，世界各国的城市中，有的是地区性城市，有的是全球城市网络中间的重要节点，这些节点城市除了自身发展之外还讲究与周围地区的连通性。深圳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而粤港澳大湾区是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的条件下建设的，国际上没有先例。干春晖认为，正是在这种没有先例的湾区建设中，深圳更要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大胆尝试，发挥先行示范作用，勇于破除与发展不适应的体制机制障碍和法规制度束缚。他说：“深圳连接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是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双循环’的交汇点，如果能够做好这个交汇点，就能够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和更高质量的发展。”

干春晖认为，要做好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双循环”的交汇点的关键是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建立更具弹性的审慎包容监管制度。“审慎包容监管制度为新的产业、新的技术，新的商业模式提供了创新的可能性。如果按照原有的方式进行市场的准入管理，也许那些新的技术、新的产业、新的商业模式永远不会被批准。”

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破坏旧的，创造新的结构。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是要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以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干春晖认为，现有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模式或许无法对于这类新的生产体系中的“新组合”提供市场准入，这时候就要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用事中事后监管的方法，以更加审慎和包容的制度，给创新型的企业、甚至还没有盈利的企业，提供机会，在新业态发展中再加以规范。审慎是要守住一些最基本的风险，要有底线思维，包容是为创新提供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可能。

四、在构建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上走在全国前列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赋予深圳新的重大历史使命，提出深圳要建设高质量发展高地，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在构建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上走在全国前列。在干春晖看来，高质量的体制机制，就是能够利用市场的手段，高效的配置资源。

具体来讲，第一，要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中国经济经过了40多年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收入水平快速提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在不断地增加，无论是实体产品还是服务的需求。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些迅速增加的需求没有被很好地满足，表现为有很多收入较高、追求高品质生活的消费者，去国外购买优质的产品和服务。高质量的发展，首先就要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我们的体制、要素、人力、资金要能够迅速的调整和重组，生产相应的产品和服务来满足这些需求。

第二，适应发展理念的变化。过去我们不断地追求规模、追求速度，然而规模和速度到了一定程度以后，质量问题开始取代速度问题成为主要矛盾。这时候，我们就应该在整体上不把速度和规模当做第一追求的目标，进而关注民生问题、法治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追求高质量发展。

第三，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可能隐含的是结构问题。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用“供不应求”还是“供过于求”来描述面临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发现有些产业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我们发现仍然有许许多多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比如老百姓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对公共服务的需求，等等。这就是结构性的供求的矛盾。所以说，我们接下来要在发展目标上、发展理念上、发展的主要矛盾上、内部的结构上，有更好的认识，利用市场化的手段，更高效地配置资源，高质量发展才能够得到落实。

最后，干春晖对深圳未来发展中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的地方提出了建议。他说，深圳以其一流的法治环境、高效的政府服务、优质的营商环境、包容的城市文化吸引了许多教育程度高、素质高的年轻人来深打拼。引得来，更要用得好、留得住。各类人才在城市中工作，也在城市中生活。因此，深圳未来要在创造宜居的生活环境方面加大投入，着力完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公共服务体系，提升城市功能和建设品质，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让各类人才安居乐业。另外，深圳竞争激烈，竞争意味着有人成功，有人失败，如何对困难群众进行托底和保障，也是未来需要关注的地方。